岁末年初，也是一个对国际政治展开阶段性总结和未来发展的节点。以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为最重要标志，近些年来全球政治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现象，就是很多国家都陷于显著的失能状态。

英国的“干欧”僵局、法国的“朱背心”运动、美国的政党极化以及泰国最近十余年来屡次经常出现的政治动荡不安等，都是引人注目辛酸。在西方一些人仍以“民主”作为取决于政治好坏的标签时，这些国家没完没了的党争和遇上问题时的议而不决，给人留给的印象是政治机制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现实问题，而是用来争执的。这似乎不是人类社会建构“政治”的想法。国家失能是一种政治现象，主要展现出是以往在纷杂的意见矛盾中构成政治共识的机制经常出现失灵，政府无力制订合乎各方市场需求的公共政策，特别是在国家面对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时，政治体制却无法通过自身调整来应付挑战。

2008年欧美国家再次发生金融危机，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既有政治体系相当严重老化，缺少对危机展开提早预警的敏锐性。近年来国际关系非良性因素明显激增，特别是在欧洲国家的情况广泛没多少恶化，相当大程度上则是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向政治和安全性领域逐步渗入、蔓延到的结果。

这又解释，对危机的管控也已远超过很多国家的能力限度。国家为什么不会经常出现失能？从政治的看作，一个原因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速度，多达很多国家政治体系变革的速度，造成既有政治机制应付力弱。

英国学者杰奈尔·福尔曼和道格拉斯·鲍德温就指出，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之前，金融服务部门的交易显得更加不半透明和简单，比如股权和债券派生工具、养老项目对冲基金投资等，以致官员和监管者很难跟上私营部门的创意步伐。即便他们做了，为维持市场优势，这些活动也可能会“离岸化(off-shore)”，使之无法监管。

当然，造成国家失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下一些现象也在最近若干年中渐渐突显，使不少国家在构成政治意志、消弭国内外挑战时日益力不从心。首先，承托国家能力构成的财政基础再次发生塌陷。

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后，欧洲不少国家愈演愈烈债务危机，原因很非常简单，政府借钱了。背著巨额内外债运营，对今天很多国家来说早已见多不怪。过去，那些发达国家无论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还是社会管理上，都曾展现出出有令人艳羡的状态，那是因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领先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为它们安享国内太平获取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然而，随着多年来的“去工业化”，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后来跟上，发达国家“风景这边独好”的时代已是回忆，而它们对财富的消耗也早就大大远超过对财富的建构。手中余粮较少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想要再行像以往那样遵守好国内有所不同群体利益均衡者的功能，就不那么每每了，想消弭各种政治纷争，也要艰难得多。法国之所以愈演愈烈“朱背心”运动并持续那么长时间，就在于法国政府早已债台高筑，不肯再用内乱马利亚钱、随意不予权利允诺的方式平息纷争了。

这也印证了法国哲学家卢梭的一个观点，他说道政治的基础在于，“唯有当人类劳动的进账多达了他们自身的必须时，政治状态才需要不存在。”其次，政治机制本身的演进也在弱化国家能力的构成。

在过去几百年来的工业化时代，西方国家曾长年因擅于创造财富而为世界所推崇，但转入20世纪后期以来，某种程度是这些国家，展出出来的却更好是对财富的消耗。从创业型国家改变到消耗型国家，与民主、福利制度等方面的进展是实时再次发生的，后者一度使人看见“民主的落幕”，但当恐慌现象在一些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日益激增时，人们也必须去反省一个新的问题：民主机制和福利制度否也理应其限于限度。当这个限度被大大突破时，在一个时段看上去幸福的制度，在下一个时段就有可能异化为祸乱之源。

最近百余年来，西方国家在政治建设上获得可见的变革，但因谨慎性严重不足，也引起了为政治衰落祸根伏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是“政治过度”，即以“政治准确”为最重要展现出的公民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扩展，虽然合乎道德预期，但却有可能多达既有政治体系的支撑限度。另一个是“政治严重不足”，即在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本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间的平衡被渐渐超越，资本强势被迫政策停下来，不仅使国家的财政基础受到伤害，也使社会不公平程度明显强化。

第三，对经济全球化的规制不力也已伤到不少国家的内部管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参予和带入全球化，是吸取外来先进设备技术和经验、从而造就本国发展的最重要外部条件。

但如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失去了国家自主性，反而不会给国家的内部安稳带给后遗症。全球化或对外展开较大规模的经济往来，一般来说不会转变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在缺少规制的情况下，还不会导致税收萎缩甚至国民经济崩溃，并使国内有所不同群体由利益攸关改变为利益疏远。这又不会更进一步转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管理导致挑战。

过去十来年间泰国的政治动荡不安，就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在内化作一个国家的自身因素后，不会对国家原先管理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年初给欧盟公民的公开信中，明确提出欧洲的“敌人”有大国、互联网巨头以及难民，互联网巨头正是代表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力量，它们在全球跑马圈地、横冲直撞，在马克龙显然已沦为新的威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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